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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重构:新时期人民法庭的“马锡五式审判”
作者:侯志刚  发布时间:2015-12-30 08:59:39 打印 字号: | |
  法院向基层派出人民法庭,是我国审判机关为方便群众诉讼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建国以后,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是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下起步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群众受教育的程度和面都普遍偏低,诉讼能力弱,法院在基层抵近设置人民法庭,深入群众,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大大缓解了群众的诉讼难问题,同时也为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马锡五式审判”曾是人民法庭工作的圣经

  提到人民法庭工作,就不能不提马锡五的审判方式,一段时期内,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人民法庭工作的准则。马锡五审判方式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2)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3)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4)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马式审判”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

  “马式审判”为当时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其中许多具体原则和做法以后被直接运用于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马锡五的审判方式之所以成为人民法庭工作的最高准则,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司法审判工作的审判方式,群众路线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基本方针,作为党领导下的司法工作也不能例外。

  (二)、与我国当时采用的诉讼模式相适应。在现有诉讼模式转变之前,我国采用的诉讼模式是超职权主义的模式,人民法院负责民事案件查清事实的责任,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必须到当地进行调查以查明案值事实。这就要求法院必须深入群众,依靠群众。

  (三)、是当时的农村实际情况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受教育面和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经济水平也很低,因此基本缺乏诉讼能力,加之受集体劳动管束,也没有自由支配时间,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诉讼不得不由法院进行大包大揽。

  (四)、由当时的法制环境所决定。由于当时我国法律相当欠缺,没有完善的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民事实体法,审判人员在处理案件时程序就可以简便、随意,而在实体处理方面不得不更多的依据人情常理、当地的处世规则和风俗习惯,因此,审判人员在处理时就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并且依靠群众说服当事人接受。

在建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程度极高的公有制,农民被禁锢在集体劳动中,因此村民之间的利益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相互之间都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加上基层组织对个体劳动者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控制力越强大,服从性就越高,基层组织处理不了的纠纷,到了法庭后,由于法庭采取的是调查群众,综合群众和基层组织的处理意见,群众的力量加上法庭本身代表国家审判机关而具有的权威性,形成的一种强大力量是当事人一人难以对抗的,因此,法庭作出的处理一般情况下很少出现当事人不服从并且得不到兑现的。可以说,在当时我国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的法制环境下,法庭在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方面正是通过“马锡五式审判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司法理念的更新使人民法庭的“马锡五式审判”受到质疑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进行法制的恢复和重建,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口号,立法工作被提上我国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一大批法律被颁布实施,特别是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实施和86年的民法通则的颁布,我国的民事审判有了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依据,人民法庭审理案件除了简易程序外,也必须依照程序法进行操作,同时在实体处理时必须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进行判决,这就改变了过去审理案件的程序上的简易性和随意性,实体处理上更多需要按照成文法来处理,而不是根据群众意见特别是当地基层组织的意见进行,我国民事诉讼的逐步步入正轨。

  伴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的司法理念也在不断地更新,公众逐步认识到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院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作用,不断探索和厘清法院审判工作的特点和功能,要求法院独立审判、审判权与行政权分割,司法应当向国际接轨的呼声日益增高,现化司法理念与传统司法理念的碰撞擦出火花,两者之间的博弈呈反复你进我退的态势。这种碰撞与博奕首先从学术界开始,逐渐影响到实务界,不断推动着人民法院审判模式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一)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人民法院的“干警”称为“法官”。这一改变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名称上的改变,而是对法院的审判机关的性质的一种重新界定。法院干警就是法院的干部的一种特称,与其他行政机关干部并没有质的区别,而“法官”则是一个外来词,是国家司法权的执行者,这一名称的改变实际是从法律层面确定司法权与行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2001年12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并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只是一个司法解释,却是人民法院彻底实行诉辩式审判方式的一个标志,在我国的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1999年最高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实行立审、审执分离,设立专门机构对审判各流程中辅助性工作进行专门管理,法官可以从一些辅助性工作和执行工作中脱身,从而有更多精力和时间专注于案件的开庭审理和裁判。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人民法院内部对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进行分类的一种雏形。

  上述的司法理念的博弈和法制事件也深深地影响着人民法庭的审判方式和工作理念的博弈和转变。

  (一)人民法庭走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受到冲击

由于实行诉辩式审判方式,推行谁举张谁举证,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受到严格限制,法庭的重心放在开庭审理上,以诉辩方式进行质证辩论,法官强调保持中立性,依照法律居中裁判,因此,人民法庭的法官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到当地与调查了解,在实体处理上严格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进行判决,也不需要征求当地群众和基层组织的意见,法庭与当地群众和基层组织的联系明显减少。

  (二)人民法庭注重调解、着重于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方式受到质疑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庭的“马式审判”实际上就是我国传统司法理念中司法行政合一,司法权与行政权没有本质区别的体现,没有体现审判权运行的自有规律。审判工作的性质是法官居中裁判,法官在案件中应保持超然状态,严格依照法律裁判案件,这就要求法官不能考虑过多案件以外的事,是否有助于矛盾的真正化解,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都不能成为法官严格依照法律裁判案件的制擎。法官不能因为考虑到依法裁判会导致矛盾不能消除甚至于激化矛盾而作出明显偏向一方有违法律规定的判决,或者干脆不敢判决,而以调解结案的方式来模糊案件事实和案件的是非,因为调解一方面不要求事实查得特别清楚,是非不一定要说得明明白白,但其后果就有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绳”的基本原则。另外,调解结果一般情况下都必须有一方作出让步,或出于无奈,或者想息事宁人,或者怕麻烦或者因为屈从对方或法院,这样,虽然案子是结案了,当事人也息访了,但是当事人心中未必感受到公正,这种做法,是以牺牲法律效果来换取所谓的社会效果,而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让每一个当事人都能从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则必须要以法律效果为最高追求目标。法律效果是法官追求的效果,而社会效果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更多的时候两者是一致的,但两者如果发生冲突时,作为法官则应坚持自己的职业原则。即使因为依法裁判而导致矛盾激化,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成本,这也应当是在实现依法治国过程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法律调和和屈从于不服从法律、不遵从法院裁判而扩大矛盾,闹事、上访的人,只能说是社会法制观念不强的表现。这种观点一度对认为法律效果应当服从于社会效果,因为执行法律的目标也是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增长,否则会因为单纯追求法律效果而增大社会治理的成本的观点占据上风。因此,要求厘清审判权和行政权的区别,回归各自的职责的呼声,对于人民法庭的“马锡五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由于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呈现出一种爆炸性增长趋势,而调解工作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过分强调调解往往会造成案件的过长拖延,很难应对越来越多的案件,为了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审判效率,许多法院通过简化诉讼程序、更多适用简易程序、更多采取判决结案及当庭宣判等方式应对日益增长的诉讼案件

同时过分强调调解还会导致强迫调解、以判压调的现象普遍存在,针对个别地方出现的盲目攀比调解率而出现的违法调解、强迫调解的现象,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指出:我们要强调的是,司法调解必须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不能给调解定指标,不能久拖不决,不能以损害司法效率换取调解率。因此,在实行以庭审和判决为核心的司法改革中,尽管司法调解的重要性一直被强调,但在实践中往往被不自觉放松。

       三、人民法庭现阶段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怀疑

  人民法庭的出现和存在,前文已有论述,即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法制观念和物质条件所决定的,在历史上取得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这些环境的改变,人民法庭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尴尬。

  (一)是交通条件改善,随着农村地区的通村公路、通乡公路的实施,加上社会客运的发达,农村自有交通工具的普遍和法院办案车辆的保障,交通问题已经不是防碍当事人和法院双向交流的障碍。因为交通不便而迫使法院抵近群众设立法庭的客观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二)是法院审判管理模式的改变。法院在实行立审、审执分离后,法庭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集立案、审理、执行一体进行一条龙服务,当事人在法庭和法院之间来回跑的现象相反更多,而由于法院内部实行的是行政化的内部审批管理方式,法庭的调解和判决都必须通过院领导审批和加盖法院的公章,这就导致法庭人员必须频繁往来于法院和法庭之间,不仅效率低下,人力财力也浪费严重。这就使得法庭的便民性受到影响。

  (三)随着科技的进步,人民法院越来越强调办公现代化,管理智能化、法庭数字化,但是法庭大多地处偏远,离法院较远,拉专线耗资巨大,难以达到合理的费效比。从而导致人民法庭的办公条件达不到现化代办公的要求。比如许多农村地区法庭须到法院来录入案件信息。

  (四)由于法院本身的人员编制不够,二人的庭现象非常普遍,很难达到最高院规定的“三审一书”的基本要求,更少有配备法警的。同时大部分法庭没有合规格的审判庭,这使得法庭缺乏庄严肃穆的气氛,当事人没有敬畏感,难以体现法庭的权威性,同时,由于缺乏值庭法警和必要的安检设施,其安全性很难得到保障。

  (五)法庭有空心化趋势,在法庭上班变成了到法庭下乡,走读现象严重,真正驻庭的不多,挂牌法庭在不少地方法院或多或少都存在。

  (六)人民法庭的职能与法院的机关庭室同质化,显著特性已经不复存在。在推行以开庭和判决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后,法庭的审理方式、办案方法和办案思维以及效果与法院机关庭室并没有区别。过去将法庭派出到群众中去,是为了方便法庭干警能及时到群众中去化解一些矛盾纠纷,因此选派到法庭的人员一般是本地人,熟悉当地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法官根植于当地,很容易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而目前法官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招考,外地法官越来越多,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和对当地环境的陌生,法庭干警很难做到与当地高度融合。同时,新时期的法官在接受教育的程度和范围、成长环境以及法律思维的变化,都与那些土生土长的乡土法官在法律思维上和办案方式、方法上都有显著的不同,由于上述审判方式的改革和人员结构的变化,人民法庭过去那种便民、亲民、灵活、以协调化解矛盾为主要任务的显著特征已经慢慢消失。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法庭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受到广泛质疑

      四、新形势下重构人民法庭的“马锡五式审判”

  (一)人民法庭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形势下,人民法庭作为法院的一份子,与法院所有办案庭室一样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其挑战和压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司法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增涨的司法需求,其二是社会公众对法院越来越高的期望,其三是法院肩负着越来越重的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经济活动的显著增多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社会性、结构性矛盾增多和加剧,而非诉讼的社会调整机制又在不断弱化,导致各种纠纷毫无阻挡地直接涌入法院,法院从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套防线变成最突前的一套防线甚至是唯一的一套防线,大量的社会矛盾集聚到法院,法院已有不堪承受之重。同时,纠纷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会给当事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诉讼只是第一套程序,诉讼不利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补救,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在公众的思想意识上受到严重影响,一旦当事人直接通过诉讼程序后没有达到自己的意愿,总会想方设法通过上访或者通过网络媒体等途径来向法院施压,希望法院再审。由于我国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每一个案件都可能通过网络炒作和发酵而演变成法律事件。涉法上访和网络媒体的炒作都给法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甚至已经成为当前法院面临的最大的困局,迫使法院不得不在考核中将调解撤诉率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给法官在判案时造成了极大心理压力。一些法官手里有一些案件特别是一些群体性、敏感性的案件有不能判、不敢判的心理恐慌。因此,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更多关注的是纠纷能否得到彻底解决,而非仅仅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则断案;在选择法律规则或在最后判决之前,对于一些比较难操作的案件,常常要优先注意判决能否最终促使纠纷得到解决。这种对社会效果的重视促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更关注的是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更关注的是一个案件或者纠纷能否得到真正解决,在基层法官的眼中,所谓的公平已经主要不是制定法上的公平,而更多的是社会公众的反应、社区舆论中的评价,以及当事人双方认可的标准。 法院在注重以开庭和判决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重新开始重视调解、提倡和解,并加强与民间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的衔接。

  (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面对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一般的思路是法院应相应增加法官数量、扩大法院机构规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法院法官数量多,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已经饱受诟病,法院如果靠增加法官数量来应对,法院将会越来越庞大,法官数量更多,造成法官人员泛滥、素质低下,一方面由于《法官法》颁布后法官门槛已大幅增高,大量增加新任法官已不现实,另一方面,与我国已着手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为保证法官队伍的高度精英化和司法裁判的统一性,法院将实行法官员额制,法官队伍将通过逐步消化现有法官的基础上减少法官员额。

  站在法院或一个法官的角度,当然是希望审判机关的功能越单纯越好,也许作为一个法官,能在面对任何一个案件时都能心无旁骛地严格适用法律来裁判案件,把审理案件只当作一个专业性、技术性工作来对待,即法官最主要的职责就是行规则之治和法律审查,是一个法治社会最为理想的状态,也与法官的职业特点相符合。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法官应当超然于案件之外,眼里只有法律而不能有法律之外的杂念,这样才能保证法官能准确地适用法律。法官的优势在于有深厚的法律素养,只有判决案件才能体现出一个法官的价值,否则法官就与其他的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然而现实国情下,人民法院还不可能摆脱肩负的各种社会责任,相反,随着社会公众对法院的期望值的增高,人民法院将会承担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

   (三)人民法院的现实应对

  远期来看,人民法院应当建成一个具有鲜明的审判特点,符合司法权运行规律的管理机制,以规则之治、法律审查为主要职责的审判机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然而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在我国,可能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期,这一点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地的认识,不能急于求成。在过渡期内,人民法院应当顺应改革的大势,通过内部改革司法权动作模式和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模式来理顺现实矛盾。

  一是实行人员分类和案件分类管理的制度,即实行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分类管理,适当加强司法辅助人员的数量;案件分类管理即民商事案件必须由司法辅助人员先进行调解,只有调解不成的案件才能移交给法官进行开庭审理,法官不再对案件进行调解,只及时对案件进行裁判。实行调判分离既可强化诉讼调解力度和扩大调解案件的范围,又可以减轻法官的负担,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判决质量,同时还可以消除调判合一的种种弊端。在法官员额制的过渡期内,将一些知识老化、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受过专门法律系统教育而进入法官队伍的老法官可以先安排到调解队伍,既可发挥他们的优势,又可以对现有法官实行部分分流,以后再逐步过渡到全部由司法辅助人员承担诉讼调解任务。这样既解决了法官的规则之治和具体纠纷解决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又解决了调解和判案司法效率之间的矛盾。同时,在法官员额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司法辅助人员的力量来解决案多人少的问题。

  二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充分发挥法院的推动作用,大力推进全社会发展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健全ADR模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 复兴基层政权的调解组织,大力发展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行业调解以及仲裁机制,来应对这种结构性性矛盾。将来在法院建立法院附设ADR,以司法为主导进行诉讼调解,并建立强制调解制度,即在起诉之前,必须通过任何ADR程序的调解才能到法院起诉,做到每一个纠纷最后到法官手里时,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解决程序。在实行诉访分离和加强涉法舆情治理的基础上,解决好涉法涉诉信访和舆论干扰司法的问题。

  (四)人民法庭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人民法庭在新形势下,其生存环境和作用以及其特点确实也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着不自觉的变化,笔者认为:尽管法庭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法庭的显著的特征在慢慢淡化,但是,司法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今天,法庭的建设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更加加强,法庭的特征不仅不能弱化,相反要更加强化。

  一、法庭的设置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的便民措施,党的群众路线具体到司法工作中,就是司法为民,司法便民,这一点,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都始终是人民法院的一个宗旨。法庭的抵近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是大大方便了当地群众的诉讼活动,法庭应当坚持将法庭搬到田间地头的做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密切法院与群众的关系,二方面可以将法庭变成法制课堂,至于由于审判方式的变化和法院内部管理的变化而导致便民变烦民的,只应从改善法院的内部管理方式入手,内部管理只应服从于便民要求,而不能让便民让位于内部管理。

  二、法庭化解矛盾、协调处理纠纷的功能应当强化而不是削弱

  现有人民法庭可以作为诉讼调解的专门机构专门承担调解工作。人民法庭承担诉讼调解专门工作有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人民法庭在调解方面有着传统的优势,二是与当地的调解组织联系紧密,可以借助当地调解组织的力量,三是方便到当地通过当事人的亲戚朋友出面做工作。分流出来的老法官可以专门或轮流到法庭工作,由于他们大多在法庭工作过,具有丰富的调解经验和调解艺术,相对青年法官更有优势。另外,人民法庭还应当加强与当地基层行政调解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联系和指导,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司法审查。

  三、人民法庭的工作方式应秉承“马式审判”的精神

  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人民法庭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可能照搬照抄马锡五式审判方式,但是马锡五式审判的精神中精髓是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仍是新时期人民法庭工作应当秉承的。调解工作与审判工作不管是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艺术性都有很大的区别,坐堂调解往往很难取得好的效果。走出去,依靠群众仍然是做好调解工作一个致胜的法宝。比如许多邻里纠纷往往只是以一个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或通行权、通风、采光等案件起诉到法院,而造成这些纠纷的发生却有可以是因为双方存在积怨而爆发的一次事件,如是不了解双方的积怨,不去解决和消除双方的积怨,而仅仅处理这一次纠纷,那么,不管怎么做工作都很难处理好,不管怎么处理都是只治标不治本,处理一次纠纷还可能造成双方更大的积怨,如果不到当地走访,可能就了解不了双方之间发生纠纷的根源,找不到处理纠纷的最好办法。还有一些如赡养之类的案件,如果到当地处理,往往能起到处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一些婚姻家庭矛盾,如果能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参与一起做工作,比法官对当事人的说服教育更有效。

  调解最终不应以法院为中心,法院最终不应以调解为中心,调解的最后归宿在社会,2011年湖北省代表团在讨论王胜俊院长的工作报告时有代表就指出,调解是处理案件的好方式,但不宜放在法院办。法院的主要职能就是依法断案判案、裁决裁判。应当将一些能够调解、调解效果比判决效果好的案件交给其他机关或社会组织来调解。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人民法庭要成为推动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支重要力量。首先,人民法庭要成为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联动机制中重要的一环,人民法庭不仅要依靠民间调解组织和基层行政调解组织进行司法调解,还应当加强对民间调解组织和基层行政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实施,已经从法律层面解决了人民调解的经费、调解人员的待遇和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等制约人民调解组织的发展并导致人民调解日渐衰微的因素,人民法庭应当以此为契机,通过做好民间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协议的司法审查工作,协助执行民间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这样才能很好地推动复兴民间调解组织和基层行政调解组织。其次,人民法庭要积极探索委托调解 等多种调解方式,为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寻找出路和路径,作为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侦察兵、探路者。为将来法院建立附设ADR做好组织准备和工作方法准备。

  结语: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的前沿阵地,也是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回归和重构新时期的“马锡五式审判”是历史赋予人民法庭的历史责任。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渡期内,人民法庭应当担当一种特殊的历史角色,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做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侯志刚